標題：
新自由主義與地質公園推動
作者：
郭洋丞
作者說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
內文：
一、何謂新自由主義？
1980年底，美國總統雷根（Ronald Wilson Reagan）為了解決1970年代因全球能源危機造成的財政困境，他一反越戰時期爭取自由、平權的與社會風氣，解雇拒絕返工的「全國空中交通調控人員罷工」參與者，摧毀飛行調度員工會；還降低社會福利、食物票證、學生貸款來減少聯邦政府開銷與赤字。此外，雷根要求國會將個人財產收入稅由最高的70%降為30%，鼓勵人民做更有效的投資，認為這些投資最終也會為聯邦政府帶來稅收；他反對政府介入太多的社會活動，甚至在就職演說中還指出：「政府並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問題之所在」。
大西洋彼岸的英國此時也採取類似的作法：首相柴契爾夫人（Margaret Hilda Thatcher）強調：「你不能頑強抵抗市場」，反對過去的「福利國家」的主張，為企業打開市場自由新地帶。她和雷根打造與傳統自由主義迥異的經濟制度，強調「市場至上」，雖使1980年代的英、美兩國恢復了經濟繁榮與活力，但也帶來貧富兩極化、中產階級萎縮、失業率上升等問題。大衛・哈維（David Harvey）認為雷根與柴契爾夫人的作法鞏固壟斷企業與多國公司勢力，成為階級統治核心的主要載體。這樣的新自由主義國家還企圖減少資本跨越邊界移動的障礙，並嘗試打開商品與貨幣資本的市場，供資本積累的全球力量運行。再者，新自由主義不積極支持民主，而主張菁英治理，並認為個人不應受國家太多干預，其成功與失敗都應屬自身責任，不應歸諸於任何系統性特質，所有形式的團結都必須解散，以利強調個人主義、私有財產與個人責任。在此氛圍之下，由上層階級掌握的媒體，可以宣傳「失敗者競爭力不足」、「不平等是為鼓勵企業風險與創新，以帶來競爭力與成長」的輿論，哈維稱這樣的成長為「奪取式積累」。
二、新自由主義在臺灣
在全球的新自由主義潮流形成的初期，臺灣正處於國民黨威權統治階段，國家執行嚴格的政治經濟管制，使新自由主義強調的自由化、私有化、去國家管制等調控，難有發揮的空間。然而，解嚴之後，臺灣的內政與兩岸關係逐漸走向相互碰撞與對話、甚至開放與交流的進程，創造了台灣政治新視野。而經濟發展部分，由於美國要求臺灣開放市場、降低關稅，逐步解除管制與干預，漸由市場機制領導，一步步向新自由主義邁進。
1980至90年代，臺灣從威權的恩庇侍從到新民粹威權的政治轉化；從國家資本主義或發展型國家到新自由主義化的政策變革；從勤儉工作致富的價值觀轉變為消費休憩導向的社會風尚；從地方派系與黨政主導到市民社會與非政府組織等民間力量崛起；這些轉折不僅涉及國家和社會各自的性質，也牽涉兩者之間的關係。過去，許多住宅、工作、環境等議題都政府負責規劃與回應，但新自由主義轉變後的今日，地方政治事務的進行與政治群體的組成，出現跨界、跨地的合作與結盟，使參與者身分更加異質，許多過去原本是中央與地方政府擘劃的工作，都須交由不同的分化體系執行，以致財團的觸手深入許多公共事務，民眾多認為醫療、機場、高速公路、文化建設都應委交民間辦理才有效率，致使資產階級取得了參與甚至支配國家的權力、吞噬國家資本，使公共資源轉為私人化的機會，也間接造成對國民的剝削。這樣的情況在魏德聖執導的《海角七號》電影臺詞中就表露無疑：
現在時代進步了，要有國際觀，現在要有這個地球村的觀念！
什麼地球村？啊？你們外地人來我這開飯店、作經理，土地也要BOT，山也BOT，連海也要給我BOT！……為什麼這麼美的一片海，被飯店圍起來？難道恆春人連看自己的海都要付錢？，什麼好東西都讓有錢人拿去了，我們的子弟只能出去外面給人家當夥計。
如此一來，地方成為各方勢力交會、競逐的場域。地方上依附外部力量的政治派系加深地方社會內部的分化與衝突，各派系又與其他地方同派系的成員彼此串聯、合作，形成能影響區域政治運作的團體；派系為了確保自身利益，彼此傾軋，無視在地人面臨的真正問題，導致當地年輕人對政治冷漠，失去活力，也與當地居民真正的關懷嚴重脫節。
然而，新自由主義所產生的國家弱化並不代表政治的全然消失，而是分散到更底層的政治活動中。雖然國家的許多決策往往是對國際組織、跨國企業或其他國家政策的回應，但地方網絡和夥伴關係日益繁盛，形成新結構夥伴關係，其動力也多來自中央政府，國家成為「全球地方化」與「地方全球化」的中介角色。
三、新自由主義與地質公園推動
九二一大地震之後，由於災後的交通革新（包括山區道路重建；高鐵、機場的急速發展與網際網路的普及等等），加上跨國資本進駐，改變了民眾的消費生活範圍，造成族群與地方認同的解構與再結構。另外，新自由主義凸顯個人主義的重要性，使人們認同不再以團體為單位，在這樣的趨勢下，原有的地方社會運作將會產生新的變化。以高雄泥岩惡地區為例：解嚴初期，此地雖然出現零星的環境保育、地方創生、鄉土教育的推動工作，但仍多由政府主導，包括《國家公園法》的制定、一鄉一特色、鄉土教材編纂等等；後來隨著台灣加入WTO，農業發展受到相當大的挑戰，雖逐步與世界接軌，卻也讓土地與勞力不足、務農成本過高、競爭力不足的問題浮出檯面。
2011年，燕巢泥火山、草嶺等六個地質公園的先導計畫在林務局支持下確立後，由下而上，鼓勵在地居民自發性地維護保育特殊地質景觀，以刺激在地社會經濟產業、增加地方就業機會與產業發展的概念才漸漸形成，不僅社區發展協會積極溝通對話，為地方地質公園立法、整併與升格努力，地質公園間也形成網絡，定期召開會議，政府也委託大學、工程顧問公司協助民眾，進行意見整合，以專業的知識與技能將民眾期許付諸實現。這似乎是一股由林務局、縣市政府、專家學者集結而成的力量，強化國家角色，為抵抗新自由主義奮力一搏。
在都市地區，國家的力量已不易介入地方經濟建設活動，資本主義擴張遠超過國家干預、建設的速度；為了講求公平、效率，連公立中小學、鄉立游泳池等公共造產，或是各級學校警衛與工友的編制、校外教學參觀……都以BOT或外包的方式運作；公部門官員或首長的政策方向似乎也將心力轉移到尚未遭到新自由主義完全「入侵」的半邊陲地區，延緩公部門影響力遭吞噬的時間。過去半邊陲地區由於長期受到國家的忽視，面對新自由主義下的國家新取向，鄉民多敞開雙手，迎接國家資源的挹注，或是積極爭取地方的文化活動被收編為國家民俗節慶。如此的發展，是否就代表落入Newby所說：「鄉村大體上已成為來訪城鎮居民的舞臺，而鄉村的居民則是舞臺上變換布景與跑龍套的人？」實在是難以回答的問題。鄉村歡天喜地迎接結構力帶來的人流、物流、資訊流之際，真的渾然不知自己的鄉村傳統、自然資源正不斷成為當代的商品，而成為像布料與家具般買賣，寓居於更廣大消費世界中？還是國家等結構力正在被聰明、有識覺的民間社群所用，以遂行其對在地社會文化經濟與地方認同之樣貌體現？或許短時間內不會有答案，但是強調「由下而上」的地質公園精神，正在以基層民眾最關心的「經濟發展」議題為誘因與策劃的方向，持續努力著。
地質公園的核心價值包括地景保育、環境教育、社區參與、地景（生態）旅遊，期待透過周延的地質公園推動實踐，將環境教育深入國民教育與終身學習系統、使地景旅遊成為為環境負責的動力，保護在地人的環境與生活品質，以有效永續的地景點經營管理，創造獨特的在地社會文化經濟。2015年，聯合國規劃出17項永續發展目標（SDG），作為十五年內，成員國跨國合作的指導原則，兼顧經濟成長、社會進步與環境保護等面向。地質公園的推動不僅與各項指標產生互相為用的關係，更可為新自由主義趨勢下的「不均衡地理發展」提供調解之道。
參考文獻
Lin, Jiun-Chuan & Shew-Jiuan Su (2019) Geoparks of Taiwan: Their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s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 Berlin: Springer
王志弘譯（2007），《文化地理學》，臺北：巨流（Mike Crang原著）。
王志弘譯（2008），《新自由主義化的空間：邁向不均地理發展理論》，臺北：群學（David Harvey原著）。
王志弘（2012），〈新文化治理體制與國家—社會關係：剝皮寮的襲產化〉，《世新人文社會學報》，13：31-70。
吳金平等譯（2008），美國通史，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Mark C. Carnes, John A. Garraty原著）。
林宇廷、許恆銘、黃敏柔（2016），〈世界正在翻轉！認識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https://npost.tw/archives/24078，2021.7.28.上網。
夏傳位（2014），〈新自由主義是什麼？三種理論觀點的比較研究〉，《臺灣社會學》，27：141-166。
黃應貴（2014），《「文明」之路第三卷：新自由主義秩序下的地方社會（1999迄今）》，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黃應貴編（2017），《21世紀的地方社會：多重地方認同下的社群與社會想像》，臺北：群學。
蘇淑娟（2018），〈培力惡地上的好人：臺灣泥岩惡地地質公園之議題〉，《地景保育通訊》，47：7-10。
蕭力偉（2018），〈游移在發展型國家與新自由主義之間的開發與治理：以高速鐵路桃園車站特定區為例〉，《地理研究》，69：155-195。
1980年底，美國總統雷根（Ronald Wilson Reagan）為了解決1970年代因全球能源危機造成的財政困境，他一反越戰時期爭取自由、平權的與社會風氣，解雇拒絕返工的「全國空中交通調控人員罷工」參與者，摧毀飛行調度員工會；還降低社會福利、食物票證、學生貸款來減少聯邦政府開銷與赤字。此外，雷根要求國會將個人財產收入稅由最高的70%降為30%，鼓勵人民做更有效的投資，認為這些投資最終也會為聯邦政府帶來稅收；他反對政府介入太多的社會活動，甚至在就職演說中還指出：「政府並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問題之所在」。
大西洋彼岸的英國此時也採取類似的作法：首相柴契爾夫人（Margaret Hilda Thatcher）強調：「你不能頑強抵抗市場」，反對過去的「福利國家」的主張，為企業打開市場自由新地帶。她和雷根打造與傳統自由主義迥異的經濟制度，強調「市場至上」，雖使1980年代的英、美兩國恢復了經濟繁榮與活力，但也帶來貧富兩極化、中產階級萎縮、失業率上升等問題。大衛・哈維（David Harvey）認為雷根與柴契爾夫人的作法鞏固壟斷企業與多國公司勢力，成為階級統治核心的主要載體。這樣的新自由主義國家還企圖減少資本跨越邊界移動的障礙，並嘗試打開商品與貨幣資本的市場，供資本積累的全球力量運行。再者，新自由主義不積極支持民主，而主張菁英治理，並認為個人不應受國家太多干預，其成功與失敗都應屬自身責任，不應歸諸於任何系統性特質，所有形式的團結都必須解散，以利強調個人主義、私有財產與個人責任。在此氛圍之下，由上層階級掌握的媒體，可以宣傳「失敗者競爭力不足」、「不平等是為鼓勵企業風險與創新，以帶來競爭力與成長」的輿論，哈維稱這樣的成長為「奪取式積累」。
二、新自由主義在臺灣
在全球的新自由主義潮流形成的初期，臺灣正處於國民黨威權統治階段，國家執行嚴格的政治經濟管制，使新自由主義強調的自由化、私有化、去國家管制等調控，難有發揮的空間。然而，解嚴之後，臺灣的內政與兩岸關係逐漸走向相互碰撞與對話、甚至開放與交流的進程，創造了台灣政治新視野。而經濟發展部分，由於美國要求臺灣開放市場、降低關稅，逐步解除管制與干預，漸由市場機制領導，一步步向新自由主義邁進。
1980至90年代，臺灣從威權的恩庇侍從到新民粹威權的政治轉化；從國家資本主義或發展型國家到新自由主義化的政策變革；從勤儉工作致富的價值觀轉變為消費休憩導向的社會風尚；從地方派系與黨政主導到市民社會與非政府組織等民間力量崛起；這些轉折不僅涉及國家和社會各自的性質，也牽涉兩者之間的關係。過去，許多住宅、工作、環境等議題都政府負責規劃與回應，但新自由主義轉變後的今日，地方政治事務的進行與政治群體的組成，出現跨界、跨地的合作與結盟，使參與者身分更加異質，許多過去原本是中央與地方政府擘劃的工作，都須交由不同的分化體系執行，以致財團的觸手深入許多公共事務，民眾多認為醫療、機場、高速公路、文化建設都應委交民間辦理才有效率，致使資產階級取得了參與甚至支配國家的權力、吞噬國家資本，使公共資源轉為私人化的機會，也間接造成對國民的剝削。這樣的情況在魏德聖執導的《海角七號》電影臺詞中就表露無疑：
現在時代進步了，要有國際觀，現在要有這個地球村的觀念！
什麼地球村？啊？你們外地人來我這開飯店、作經理，土地也要BOT，山也BOT，連海也要給我BOT！……為什麼這麼美的一片海，被飯店圍起來？難道恆春人連看自己的海都要付錢？，什麼好東西都讓有錢人拿去了，我們的子弟只能出去外面給人家當夥計。
如此一來，地方成為各方勢力交會、競逐的場域。地方上依附外部力量的政治派系加深地方社會內部的分化與衝突，各派系又與其他地方同派系的成員彼此串聯、合作，形成能影響區域政治運作的團體；派系為了確保自身利益，彼此傾軋，無視在地人面臨的真正問題，導致當地年輕人對政治冷漠，失去活力，也與當地居民真正的關懷嚴重脫節。
然而，新自由主義所產生的國家弱化並不代表政治的全然消失，而是分散到更底層的政治活動中。雖然國家的許多決策往往是對國際組織、跨國企業或其他國家政策的回應，但地方網絡和夥伴關係日益繁盛，形成新結構夥伴關係，其動力也多來自中央政府，國家成為「全球地方化」與「地方全球化」的中介角色。
三、新自由主義與地質公園推動
九二一大地震之後，由於災後的交通革新（包括山區道路重建；高鐵、機場的急速發展與網際網路的普及等等），加上跨國資本進駐，改變了民眾的消費生活範圍，造成族群與地方認同的解構與再結構。另外，新自由主義凸顯個人主義的重要性，使人們認同不再以團體為單位，在這樣的趨勢下，原有的地方社會運作將會產生新的變化。以高雄泥岩惡地區為例：解嚴初期，此地雖然出現零星的環境保育、地方創生、鄉土教育的推動工作，但仍多由政府主導，包括《國家公園法》的制定、一鄉一特色、鄉土教材編纂等等；後來隨著台灣加入WTO，農業發展受到相當大的挑戰，雖逐步與世界接軌，卻也讓土地與勞力不足、務農成本過高、競爭力不足的問題浮出檯面。
2011年，燕巢泥火山、草嶺等六個地質公園的先導計畫在林務局支持下確立後，由下而上，鼓勵在地居民自發性地維護保育特殊地質景觀，以刺激在地社會經濟產業、增加地方就業機會與產業發展的概念才漸漸形成，不僅社區發展協會積極溝通對話，為地方地質公園立法、整併與升格努力，地質公園間也形成網絡，定期召開會議，政府也委託大學、工程顧問公司協助民眾，進行意見整合，以專業的知識與技能將民眾期許付諸實現。這似乎是一股由林務局、縣市政府、專家學者集結而成的力量，強化國家角色，為抵抗新自由主義奮力一搏。
在都市地區，國家的力量已不易介入地方經濟建設活動，資本主義擴張遠超過國家干預、建設的速度；為了講求公平、效率，連公立中小學、鄉立游泳池等公共造產，或是各級學校警衛與工友的編制、校外教學參觀……都以BOT或外包的方式運作；公部門官員或首長的政策方向似乎也將心力轉移到尚未遭到新自由主義完全「入侵」的半邊陲地區，延緩公部門影響力遭吞噬的時間。過去半邊陲地區由於長期受到國家的忽視，面對新自由主義下的國家新取向，鄉民多敞開雙手，迎接國家資源的挹注，或是積極爭取地方的文化活動被收編為國家民俗節慶。如此的發展，是否就代表落入Newby所說：「鄉村大體上已成為來訪城鎮居民的舞臺，而鄉村的居民則是舞臺上變換布景與跑龍套的人？」實在是難以回答的問題。鄉村歡天喜地迎接結構力帶來的人流、物流、資訊流之際，真的渾然不知自己的鄉村傳統、自然資源正不斷成為當代的商品，而成為像布料與家具般買賣，寓居於更廣大消費世界中？還是國家等結構力正在被聰明、有識覺的民間社群所用，以遂行其對在地社會文化經濟與地方認同之樣貌體現？或許短時間內不會有答案，但是強調「由下而上」的地質公園精神，正在以基層民眾最關心的「經濟發展」議題為誘因與策劃的方向，持續努力著。
地質公園的核心價值包括地景保育、環境教育、社區參與、地景（生態）旅遊，期待透過周延的地質公園推動實踐，將環境教育深入國民教育與終身學習系統、使地景旅遊成為為環境負責的動力，保護在地人的環境與生活品質，以有效永續的地景點經營管理，創造獨特的在地社會文化經濟。2015年，聯合國規劃出17項永續發展目標（SDG），作為十五年內，成員國跨國合作的指導原則，兼顧經濟成長、社會進步與環境保護等面向。地質公園的推動不僅與各項指標產生互相為用的關係，更可為新自由主義趨勢下的「不均衡地理發展」提供調解之道。
參考文獻
Lin, Jiun-Chuan & Shew-Jiuan Su (2019) Geoparks of Taiwan: Their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s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 Berlin: Springer
王志弘譯（2007），《文化地理學》，臺北：巨流（Mike Crang原著）。
王志弘譯（2008），《新自由主義化的空間：邁向不均地理發展理論》，臺北：群學（David Harvey原著）。
王志弘（2012），〈新文化治理體制與國家—社會關係：剝皮寮的襲產化〉，《世新人文社會學報》，13：31-70。
吳金平等譯（2008），美國通史，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Mark C. Carnes, John A. Garraty原著）。
林宇廷、許恆銘、黃敏柔（2016），〈世界正在翻轉！認識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https://npost.tw/archives/24078，2021.7.28.上網。
夏傳位（2014），〈新自由主義是什麼？三種理論觀點的比較研究〉，《臺灣社會學》，27：141-166。
黃應貴（2014），《「文明」之路第三卷：新自由主義秩序下的地方社會（1999迄今）》，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黃應貴編（2017），《21世紀的地方社會：多重地方認同下的社群與社會想像》，臺北：群學。
蘇淑娟（2018），〈培力惡地上的好人：臺灣泥岩惡地地質公園之議題〉，《地景保育通訊》，47：7-10。
蕭力偉（2018），〈游移在發展型國家與新自由主義之間的開發與治理：以高速鐵路桃園車站特定區為例〉，《地理研究》，69：155-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