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從國家公園到地質公園：山陰海岸地質公園的經驗

山陰主要泛指日本本州西端的廣島、岡山、島根、鳥取與山口五縣。以綿延橫亙其間的中央山地為界，將日本中央區域一分為二，面向瀨戶內海、太平洋地區稱之為山陽；濱臨日本海的地區則統稱為山陰。因為地形侷限與分隔之故，臨日本海的山陰地區常出現雨霧天候，冬季則為日本著名的豪雪區。而位於中央山地南側的山陽地區，則是四季分明日照量充足。

日本山陰海岸暨是日本的國立公園（即，國家公園），同時也是日本的地質公園，更是世界地質公園網絡的成員。國家公園以保育為主，沿襲所謂的黃石公園模式把居民、社區排除在國家公園的管理領域外。所以，跟台灣一樣，日本山陰海岸國家公園範圍劃定時，試圖刻意地排除人文聚落、社區及城市；例如，金門戰地國家公園設置時，刻意地排除金門的都市計劃區域一樣。而地質公園的範圍則納入特殊地景所在的聚落、城市，保育與地方發展休戚與共，成為生命共同體。
 

山陰海岸國立公園是一個位於日本山陰地區的國立公園。其範圍橫跨了京都府丹後的網野海岸、兵庫縣的但馬御火浦，直到鳥取縣東部的鳥取砂丘為止，面積8,784公頃，共75公里瀕臨日本海的海岸線（見圖1.）。這個海岸線，在1955年6月20日被指定為山陰海岸國定公園；1963年7月15日升格為山陰海岸國立公園；並於，1990年4月6日公園區域重劃及公園計劃；以及，1996年12月25日公園區域及公園計劃變更。
 

在2008年12月8日在經濟產業省舉行的第4次日本地質公園委員會，山陰海岸地質公園被納入「日本地質公園網絡（Japanese Geopark Network, JGN）」的加盟成員地區。隔年獲JGN推薦申請世界地質公園網絡，並於2010年成為GGN的一員。山陰海岸世界地質公園的範圍則在京都府（京丹後市），兵庫縣（豐岡市、香美町、新溫泉町），鳥取縣（岩美町、鳥取市）的東西方約120公里，南北最大的約30公里的區域是山陰海岸地質公園。日本以「市」或「町」為劃定地質公園的基本空間單元（但仍具彈性），納入聚落，在保育、教育、觀光與社區參與各個層面，來發展地質公園。以著名的「鳥取砂丘」為例，若大的沙丘，除了步行之外，透過纜車，像滑雪纜車一樣，各式各樣，將部份的景點基地連結起來。另設置有沙丘博物館，這裡大量的使用「地質」的概念，來建立各式各樣的學習、觀光、社區營造的方法。由於氣候變遷的影響，撒退的沙丘復育的各式工法也同在這基地，成了環境教育的教材。這個海岸公園保存地殼變動和火山活動的遺跡，可了解日本海的地形變遷和沙丘、沉降海岸地形。在山陰海岸地質公園，可以發現很多這涉及到過程的寶貴地質資產。這些自然環境自古以來的發展已經影響了當地人民的歷史和文化。透過地質公園組合在一起的各種地質遺跡形成地質區域（Geoareas）有效地促進教育和實踐活動。
 

其次，不同於國家公園由中央政府統理經營管理，而地質公園在日本，山陰海岸地質公園方面，則由京都府、兵庫縣、鳥取縣的民間團體以及行政機關聯合，正在推進各種各樣的地質公園活動。其中，以鳥取為例，其經營管理單位則為地方政府鳥取市經濟觀光部觀光協議推進課、以及鳥取沙丘地質公園推進室，與諸非政府組織參與其中。經費來自中央補助、地方配合款及參與的社區所成立推動委員會非政府組織的自籌款。

 

如同前面的分析阿珀依及伊豆國家公園及地質公園的空間交集與重疊，山陰海岸既是國家公園、也是地質公園。我訪問幾位田野考察的導遊，他們一致表示，對於山陰海岸他們都以地質公園來推廣發展；其中最關鍵的部份是，國家公園座落在沒有人的區域，而地質公園範圍包括了城鎮（見圖1. 山陰海岸國立公園及地質公園範圍圖）。也就是說，地質公園的地景保育是建構建市民參與的過程，而不是沒有人的黃石公園菁英的保育模式，因此，山陰海岸地質公園擁有寶貴和美麗的地質地形構造，如各種岩石、地層，海岸地貌，內陸瀑布和峽谷，山陰海岸地質公園可以被認為是一個「地形與地質博物館」，取得了居民的高度認同與參與的興趣。同時，當地方居民透過解說來獲得觀光財的同時，也認同了環境保育的重要性，具主體性地維護自然地景，永續性地保有這「地形與地質博物館」。最後，是地方經濟發展的在地參與。這次在2015 APGN的會議中，住宿就分散在區域內各個小型的旅館中，而不是集中在城市中的少數大飯店，間接地鼓勵小而美的住宿提供的發展模式。

 

四、邁向一個社區參與的保育制度

國家公園設置的過程中，對於保育有崇高的理想，從中央接軌全球的尺度，進行保育的工作，各國大都是由「中央政府」領導國家公園的經營管理。然而，這個「中央」與「地方」的尺度矛盾一直存在。這個理想基於較嚴謹的保育標準，地方對保育認識不夠或是無法理解中央保育專家對於保育的措施與限制，地方甚至沒有參與時而不具對環境的主體性，地方與中央在發展上有所扞格。所以，對地方來說，往往國家公園管理處反而被批評議為「外來政權」。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歸納五個觀點，即倡議地質公園的發展，以邁向一個社區參與的保育盛宴，包括：第一、提昇景觀敏感度，第二、建構地方精神，第三、紮根社區營造為基礎的地景保育，第四、發展小而美的社區經濟，以及第五、建構全球網絡。
 

4.1. 提昇景觀敏感度
第一，景觀敏感度（Landscape sensitivity） 指的是用來評估區域的利害關係者對某個景觀的關心及參與的程度，其概念為單一位置被看見機率之綜合評估。亦即，關心及參與程度高，則該區域的景觀敏感度高。景觀敏感度一般分別由視域分析之可見次數、距離帶、交通量進行評估 (Brunsden & Thornes, 1979; Thomas & Allison, 1993; Usher, 2001)。爰此，我們的假說是：愈是高景觀敏感度的區域，其地景保育的關注與參與愈高，相對人為的干預如道路、設施的興建會引起更多的關注，地景保育的成果也比較顯著。以英國推動地質公園為例，在臺灣推動大力地質公園的學者林俊全指出：
 

Prof. Denys Brunsden 花了七年的功夫，說服105個中央與地方單位，共同成立的英格蘭第一個世界遺產地，他指出：「在他們的世界遺產地，每年辦理化石節，約有6,000位小朋友參加，這也就代表了6,000個家庭的參與；而一位小朋友拾起一塊化石時，英國就多了一位愛好地球科學的下一代」。（林俊全提供，2015.10.14）

從105個中央與地方單位及每年6,000位小朋友參與的地景，成就了高景觀敏感度，對於地景保育的比較能達到積極的效果。

所以，表3. 本文針對不同的利害關係群體，對於國家公園及地質公園之景觀敏感度建構進行理論上的比較，以做為後續實證研究的架構。首先是中央政府，無論國家公園及地質公園的設置，都需要國家的法規作為基礎，提供經地景保育的營管理的策略，相對的兩者的景觀敏感度皆高。
 

第二，地方政府參與。過去國家公園一直是中央的政策，對於環境與地景保育的嚴格土地使用計畫與規範，常與地方發展及社會經濟行動扞格（王文誠、許嘉恩 2015）。然而，在台灣，隨著地方意識的高漲，「與地方共管」共同經營（如台江國家公園、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成為近來年取代黃石模式的新典範（王文誠、許嘉恩 2015；徐旭誠，2012）。然而，就觀察「與地方共管」共同經營方式，或者說根據國家公園法之法源缺賦與地方政府行政任務的角度上來說，地方政府仍處於一種被動、被（中央政府政策）告知的狀況，是一種中度的景觀敏感度。但是，就地質公園來說，地方政府則是主要經營管理的行動者，為高度景觀敏感度。

 

第三，則是「學術研究團體」對於二個制度的都有相當的學術團體投入。其中，如同我們前文所言，地質公園參與的學術與人民團體更進一步延伸至世界地質公園網絡的參與（王文誠，2012；林俊全，2011；林俊全等，2013）。
 

第四，則是社區參與。國家公園主要是菁英式的參與，而地質公園主體則是在地居民的參與。唯有在地參與者的主體性被提升，在地的地景保育才會成為「在地精神」。其中，專家學者則是促進者、協助者、及協調者的角色。第五及最後，則是旅遊的參與。國家公園及地質公園的地景保育制度，某些程度上，接合了近三十年來的後觀光（post-tourism）的概念，特別是，1990年代所興起的生態觀光。

4.2. 建構地方精神  

前一段提及，「唯有在地參與者的主體性被提升，在地的地景保育才會成為『在地精神』」。挪威城市建築學家諾伯舒茲，提出了「場所精神（Genius Loci）」的概念 (Norberg-Schulz, 1980)。他指出，所有獨立的本體，包括人與場所，同時也決定其特性和本質（essence）。諾伯舒茲在討論場所精神時，是從現象學的思維基模出發，論述基礎是以馬丁‧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解釋現象學」的思想為源。其現象學的概念是「其自身呈現自身的方式，而從自身事件認同的事物」。現象學的核心意旨，即是我們的每一個意識動作，每一個經驗活動，都是具有指向性的（intentional）。
 

所以，「場所精神」強調「本質」、「主體」與「指向」，他認為「現代建築」之目的旨在創造一個「場所（place）」，讓現代生活可以在當中「發生（take place）」。所以，若把地質公園的營造，作為一個保育的「場所」，社區的日常生活可以透過實質的參與在當中「發生」，這個制度的執行，尊重當地的原始內涵。在地的主體性就得以提升。透過網絡化，對自然地理本質自我強化與提升。而什麼是當地的原始內涵？自然地理開啟了本質的源頭，至少包括地形、氣候、水文、地質、土壤及生物，這些都深刻地形塑地景，創造場所。這些物的總和決定了一種「環境的特質」，亦即場所的本質，自然與人文形塑「地質公園」。爰此，從「地質公園」談起，這個「場所」在某種意義上，是一個人記憶的一種物體化和空間化。也就是所謂的「地方意義（sense of place）」，或可解釋為「對一個地方的認同感和歸屬感」。
 

如果，有一個品牌可以成為地方精神正面的力量。那麼，地質公園是這樣的一個可能。地質是場所的本質（essence），意味著地景景觀、意味著深厚的人文景觀，可以在某些程度上，突破規模限制、偏遠的限制，創造一個可以連結全球的地方精神。地質公園化約且涵容了一切可能，包括地質保育、地質教育、地質產品、社區參與、及地質旅遊等。世界地質公園是以社區主導形式促進社區永續發展，展示當地地質多樣性的區域。其宗旨為提升人們對於地質災害的認識，許多地質公園也幫助當地社區制定減輕災情的策略。世界地質公園頌揚著我們所處星球46億年的歷史，以及塑造我們生活和社會各個層面的地質多樣性（UNESCO, 2015）。
 

4.3. 紮根社區營造為基礎的地景保育
UNESCO 前部長，作為一位地質學者，他參與建構地質公園機制 F. Wolfgang Eder教授，他指出：

 

地質公園並非石頭，而是人文、而是社區；檢視地質公園的發展必須檢視社區，是否社區的居民為該社區感到光榮感，是地質公園發展的最重要指標。（訪談，2015.09.10）

國家公園的設立，除了保育自然與人文資源、提供研究與教育、環境生態解說及遊憩育樂的功能之外，也會影響並改變當地社會與經濟活動。地方民眾的生活因而為國家公園的設置而重新調整，對過去自然空間所產生的特殊文化以保存與延續、或轉變；某些程度上，這種制度性的轉變是一種將每日生活去熟悉化的過程 (Hall 1992, Morley 1998)。相反地，由於「社區參與」在地質公園發展目標中被強調，所以「地質公園並非石頭，而是人文、而是社區」地質公園是日常生活的延伸，對自我（環境）認識的方法。
 

Community有「社區」及「共同體」矛盾的二種用法。社區指向某個空間，涉指地區；共同體則是在講一群人，不是在論一個地方、或是一個範圍。所以，論紮根社區營造，並不是在營造一個空間、具體空間，而是在營造共同體，某個特定領域具有主體性共同認同的共同體（王文誠，2011）。地質公園做為紮根於某個的社區營造，並不在於把「地質公園」當作一個計畫、做一個景觀、一個空間，就是在營造一個共同體的社會。有了這個共同體的社會才能反身性地對所在的環境保育具有渴望與施為，而達成實質的－而非環場監視被規範下的－地景保育。
 

4.4. 發展小而美的社區經濟  

發展小而美的社區經濟是著名經濟學者修馬克（E. F. Schumacher）在四十年前的呼籲 (Schumacher, 1973)。其名著《小即是美》（Small is Beautiful）是一本深具人文深度的經濟學著作。正如副標題所隱含的「一本把人當回事的經濟學著作」，這是直指經濟學的核心問題。對其主要觀點印象深刻，而有意在他們自己的家鄉或工作地點多盡心力。正如他聲嘶力竭地論證，我們整個生活所採用的工業步調所犯的主要錯誤，就在我們繼續視無可復原的自然界資本為收入的方法。在一片機器人化及「移動資本」以追逐更便宜勞力成本的時代所鼓吹不合時宜的充分就業聲中，他仍能提供唯一另類選擇。當鐘擺晃回管制的、計劃的及適當控制的市場這些觀念時，修馬克在這個領域的觀念也許可作為一項新的權威。
 

前文亦提及「從國際地質學會聯合會到教科文組織，提出了科學的劃定準則，同時也提出一個治理的新模式，即「促進新型態的地方企業、小規模經濟活動、家庭式企業，開創的就業機會」。試圖讓保育制度鑲嵌地方，由在地可以參與的保育，並藉以可以創造一種小而美的在地經濟。改變原有保育的制度措施，及轉化國家（中央）經營管理的權力，納入社區（地方）之環境權益利害關係人。」
 

相對的，以發展「大眾觀光」為例，大眾觀光具有「俱樂部財」的排他性，也就是獲利的資源集中在某特定資本階級、或控制位置者的身上。但是，「觀光資源」不必然具有排他性：第一、生態觀光、地質公園，利用生態或地質作為觀光資源，高度地涵容地方。第二、旅行團式的「大眾觀光」都有一條龍經營的傾向，不是只有大陸客是一條龍的經營模式，台灣團／日本團／韓國團也全都是一條龍，旅行社有特定的交通、飯店、餐廳及禮品店。然而，「一條龍」並不是問題，問題在於對遊客是否能提供高品質的服務，對於政府是否能真正課到營業所得稅。以及，關鍵在於社區是否得以有主體性的參與，社區在觀光生產鏈中的「乘數效應」不是被動性地支配與剝削。簡單來說，觀光業最直接有關的行業交通、飯店、餐廳及禮品店，而支持這些行業的背後有無數支援廠商從農牧產業、加工製造業、家庭手工業、乃至營建相關行業的發展，造就地方發展。
 

發展小而美的社區經濟成為唯一的出路。「社區參與」正是解決大眾觀光具有俱樂部財的排他性的方法。「地質公園」設置的核心價值正是結合「地景保育」、「生態觀光」、「環境教育」、與「社區參與」。地質公園裡的一條龍全在社區。東莒社區營造關鍵人物寶哥，他從生產出發，獨立經營社區。搭上了社區營造的列車，公部門的資源相對投入，加上最近幾年的多元就業經濟型方案、以及馬管處介入輔導，也因此寶哥汲取、累積了相當多的經驗及發展的知識。這個知識以社區為基礎，所以同時營造「生活」的空間，並營造「生態」環境，成為「三生」有幸的社區。直到「地質公園」這個概念的出現，原來寶哥所為正是「地質公園」的核心精神。慢慢地，東莒因為寶哥吸引回流的居民，回來共襄生產的基礎。從一個人的營造，逐漸的聚落回來了。東莒需要的正是觀光，一種另類的觀光，一種基於「社區參與」的觀光，一種「生態觀光」尊重在地的方法，一種具有「環境教育」意義的觀光，一種永續的「地景保育」的地質公園模式。政府更應該在各個層面，支持這一個地質公園模式的觀光發展計畫。
 

4.5. 建構全球網絡 

基於社區為基礎的地質公園，以社區與生命共同體概念，旨在推動一系列整合社區文化資源、凝聚社區發展意識的計畫，希冀透過社區意識、公民意識的養成，建立個人與社會、社會與國家的關係，重建快速政經變遷的社會秩序，以保育環境／地質。然而，透過有目的之集體或個人、正式或非正式之行動。希望地質公園的推動，是從中央到地方、學術界到各式田野與文史工作室、從企業到第三部門、加上社會行動主體之專家學者與社區居民，動員社區對自然／文化生產與再生產，成為臺灣新社會運動的動力，貼合本土化的時代意義與正當性，在全球化的流動脈絡中，誘發社區在自身獨特發展過程，社造運動遍地開花，並進一步轉化社區發展的價值與制度 (Castells, 2004b, p.3)。
 

網絡是另一個保育制度上的重要意義，從全球、區域乃至國家的尺度，透過從保育制度、實踐經驗的分享與借鏡，彼此相互鼓勵和造就。其中，主要行動者有政府人員、專家學者及在地社區組織，在理論與實踐之間相濡以沫。透過各層級的地質公園網絡會議中，政府行政人員、學者、及社區以論文發表、經驗張貼、社區地質推廣產品的展覽、野外考察及社區互訪等方式，彼此學習。其次，世界地質公園網絡的主要任務除了推廣地質知識、及推動還有個任務就是「網絡化」。在資訊時代建構社區網絡、以及國際社區網絡，彼此觀摩學習，對於國際環境新知的在地落實 (Castells, 2004a, 2004b)。
 

五、地質公園制度的倡議
 

本文所提出倡議：「邁向一個社區參與的保育制度」。國家公園並非失去其重要性，反而國家公園仍在國家主權、及保育研究發展上，扮演重要角色。有地質公園的加入、甚至重疊建立，對於地區發展與認同，將會獲得對保育加成的效果。

最後，地質公園的實踐至今，並非沒有問題。我們從幾次研討會的討論中歸納以下幾點。首先，地質公園成為食租者（rentier）的識別貼紙。例如，中國的地質公園的數量是全球最多者，2015年底有31個。然而，在2015 APGN的會議中，中國的許多地質公園普遍被認為是「標章的收集（stamp collections）」，有了世界地質公園的標章之後，大肆開發，高漲門票，坐享成為食租者，而非地景保育的促進者。
 

第二，地質公園缺乏社區的參與。例如，香港2011年正式加入世界地質公園名錄中，在2015年該公園首次面臨每四年的重新評估（revalidation），於「6月14日，東平洲5條村村民趁該組織評委、專家到港考察園區荔枝窩時，在該村口拉起4幅橫額，列出『荒島私產公用、無水無電、無足夠交通』等多項訴求，還向專家遞交5條村村民的申訴信 (香港商報, 2015)」。「東平州居民這四年來，一直反對被劃入地質公園，他們聲言如果『世界級』名號不變，而島上設施無改善，不排除封村抗議 (i-cable, 2015)」。所以，香港地質公園推動的學者，都不禁要詢問：「為何臺灣能夠有社區參與？還能動員六十幾名社區居民自費出國參與國際會議？」
 

然而，就香港的個案而言，地質公園為地方仍帶積極正面的發展意義。作為香港地質公園發起人，香港地貌岩石保育協會主席吳振揚表示： 

「香港世界地質公園具有正面意義，它讓市民對地質價值認識有了提高，遊客數量更增加210萬人次，西貢（東部）商舖生意額上升，但新界東北園區交通、市政配套不足問題，當地村民予香港地質公園部分訴求，是對地質公園功能有所誤解，其訴求並非地質公園所能解決，而需要政府各部門（跨部門）協調解決。當然，地質公園仍有改進空間，如增加對海外宣傳地質公園，協調資源，推行教育計劃幫助村民進行可持續發展等多項工作。(香港商報, 2015)」

亦即，因為世界地質公園網絡的成員，香港的問題，反而有機會讓政府各部門注意到所需要面對偏遠地區處於第四世界的問題。

「全球思考，在地行動」或許可以透過世界地質公園網絡中的實踐，獲得可能的在地出路，但仍有待更多的理論與經驗的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