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題:
從國家公園到地質公園: 一個社區參與的保育制度(一)
作者:
王文誠
作者說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副教授
內文:
摘要
本文旨在討論兩個地景保育的制度,包括國家公園及地質公園的關係與差異,並試圖倡議新的制度「地質公園」在臺灣地景保育實踐之可能性。透過參與2015年亞太地質公園網絡會議(Asia-Pacific Geoparks Network, APGN)參與式觀察、及在山陰海岸田野調查及訪談的經驗,本研究從這些受訪者中學習到「世界地質公園網絡」已經成了日本近年來最重要的地景保育制度;同時,地質公園是「社區」願意參與地景保育、實踐地方環境教育、以及透過「社區」參與保育以創造地方經濟振興的機制。所以,本文進一步理論化一個以社區為基礎、並可能接軌全球的地景保育制度:「地質公園」。並且,藉以期待進一步的持續投入地景保育的後續研究。
 
一、 2015 APGN:臺灣的參與
自從2004年於北京舉辦第一屆世界地質公園大會以來,「地質公園」運動近年來已快速在世界各地發展崛起中,並有許多地區設置世界地質公園(Global Geoparks Network, GGN)。其中亞太地區也積極參與,也因而成立亞太地區地質公園網絡,並每兩年召開一次研討會。最近一次,2015年第四屆亞太地質公園網絡(Asia-Pacific Geoparks Network, APGN)會議,在日本山陰海岸世界地質公園舉行,由山陰海岸世界地質公園、日本地質公園委員會、及亞太地質公園網絡諮詢委員會(APGN Advisory Committee)主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為指導單位。這是繼2009年在馬來西亞蘭卡威舉行的第一屆亞太地質公園會議、及2011年在越南舉辦的第二屆亞太地質公園會議、及第三屆亞太地質公園會議在2013年於南韓濟州島舉辦,所進行的第四屆亞太地質公園會議。
 
來自台灣地質公園網絡代表,一如往年,盛情參與(王文誠,2012;林俊全, 2011;林俊全等,2013)。這次會議,根據主辦單位公佈之《山陰海岸宣言》,顯示參與人數並有來自22個國家、618位代表。其中,台灣參與的佔了整個會議人數的超過十分之一,有64位,大部份代表由社區居民所組成、專家學者及政府官員。其次,是發表的文章,也在95篇學術發表的文章中,台灣成員口頭發表文章佔有將近一成,計有9篇文章。以及,一篇張貼發展、和設置六個展示攤位,展示林務局推動地質公園、和台灣八個地質公園官方(尤其國家風景區及中央地質調查所)及民間、社區團體,成為展攤中陣容最大、最受到歡迎、且在國際中呈現台灣優美地質與地景環境。如此,臺灣試圖透過實質的「網絡」連結,學習一個新的保育地景的制度,並分享臺灣經驗,以突破臺灣被排除在以「聯合國」為名的組織之外。
 
二、2015 APGN之後:九個新增的世界地質公園
2015年9月15日至20日,在日本山陰海岸世界地質公園(Global San’in Kaigan Geopark)舉行第四屆亞太地質公園網路研討會。會議最後一天晚上,於9月19日在鳥取縣的閉幕式,世界地質公園網絡(Global Geoparks Network, GGN)秘書處,按議程宣佈今年受評進入地質公園名單。受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所支持的世界地質公園網絡會議,宣布共有九個新的地區被列入世界地質公園網路名錄中。所以「世界地質公園網絡」自2004年成立以來,截至2015年APGN為止,世界地質公園共登錄有來自33個國家的120座地質公園。

2015年這屆計有15個國家來自20個地區申請GGN認證,然而通過率卻不到五成(45%),在2015 APGN會議所宣佈只新增之九個景區,包括:1.「敦煌世界地質公園」,緊鄰塔里木板塊東部,地處中國最西部地區。2.「織金洞世界地質公園」,位於中國華南地區的貴州高原西部。3.「特羅多斯山世界地質公園」位於賽普勒斯中部,群山矗立,主峰奧林匹斯山。4.「錫蒂亞世界地質公園(Sitia Global Geopark)」,地處希臘克里特島最東端,位於錫蒂亞市區內。5.「雷克雅內斯半島(Reykjanes)世界地質公園」位於冰島西南端,靠近冰島首都雷克雅維克。6.「色烏山(Gunung Sewu)」是一片廣袤的多山石灰岩地區,橫跨印尼日惹和爪哇中東部。7.「波里諾世界地質公園(Pollino)」位於義大利南部。8.「阿珀依山(Mount Apoi)世界地質公園」地處日本列島最北端的北海道。以及,9. 西班牙「蘭薩羅特及奇尼霍群島(Lanzarote and Chinijo Islands)國家地質公園」,包含整個蘭索羅特島,以及統稱奇尼霍群島的格拉西奧薩小島,蒙塔納克拉拉島,羅克德埃斯特島,羅克德爾伊斯特島和阿萊格蘭薩島。

三、日本2015世界地質公園的申請
這次會議中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APGN的主辦國日本,由該國家地質公園委員會推薦二個地質公園納入GGN評選。亦即,「伊豆半島地質公園」和「(北海道)阿珀依山地質公園」,在2014年8月28日獲得「日本地質公園委員會」的國內推薦,正式向「世界地質公園網絡」申請為世界地質公園的成員。按照GGN的申請過程規定,伊豆及阿珀依必須在同年10月1日至12月1日期間,向世界地質公園網路提交加盟GGN申請書。「世界地質公園網絡」會展開一連串的科學審查與評價,包括資料審查、及當地田野考察評價。GGN會在收件後的隔年4月30日以前完成書面審查,並從5月1日起,派遣GGN委員現地勘查,到9月當年的網絡會議中討論出納入評選的新「世界地質公園」成員,並在會議結束前公佈(台灣地形研究室,2009)。

從過去的經驗指出,日本無論在社區營造或者地質公園的發展過程,是台灣重要的學習對象(王文誠,2012)。所以,就日本的地質公園發展來說,直至2015年,日本有8個世界地質公園(和30個日本地質公園),分別在2009年通過的有洞爺湖有珠山(北海道)、糸魚川(新潟縣)、島原半島(長崎縣),2010年山陰海岸(京都府,兵庫縣,鳥取縣),2011年室戶(高知縣),2013年隱岐(島根縣),2014年阿蘇(熊本縣),以及2015年阿玻伊(北海道),維持穩定成長(台灣地形研究室,2010),也是台灣在邁向地質公園經營管理值得考察的地點。
 
世界地質公園網絡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一個計畫,設立於1998年。根據UNESCO,一個地質公園申請加入GGN必須符合以下條件(GGN, 2010):
基於地質觀光以促進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提供一個永續的經營管理計畫;
證明保護和增強地質遺跡的方法做為工具,以提供用於地球科學學科和更廣泛環境問題的教學;
必須聯合政府部門、當地社區和私人部門的共同行動,證明相對於地球遺產的保護是最好的實踐做法,並將其納入永續發展策略的聯合提案。

而2015年的加盟評選,一是阿珀依山(Mt. Apoi)地質公園,另一則是伊豆(Izu)半島地質公園。在2015 APGN 鳥取會議閉幕式所公佈的結果,前者順利成為世界地質公園的成員,後者則成遺珠之憾。當天消息傳回北海道,樣似町的居民歡喜鼓舞,互相擁抱,雀悅不已(見圖1.);然而,伊豆的居民則相當失望,並期待再接再厲。

根據日本讀賣新聞的地方報導指出,大約有200位樣似町的市民在公民會堂聚集,透過網際網路,等待在鳥取市所舉行「山陰海岸亞太地質公園網絡研討會(2015 APGN)」所公佈的結果。當 GGN 秘書處公佈阿珀依(Apoi)被認證為世界地質公園,樣似町當地市民歡樂、並興奮地表示:「小城鎮已經履行了世界地質公園的行列」。裝飾條幅從天花板下降,歡呼慶祝實現夙願的達成,許多在家裡等待的市民和他們同事朋友一齊歡呼,爆竹響起,並相互擁抱或含淚快樂慶祝(讀賣新聞,2015c)。
訪問鳥取場地的坂幸市長透過網際網路傳遞訊息,他笑著跟市民說:在經歷日本地質公園認證之後,再歷經七年的持續努力和發聲,每個市民都正在利用這個機會,發揮市民團結,終於登上世界地質公園的行列,可以成為城鎮一個發展模式。樣似町的人口僅大約有4600人,這是第一次在日本就10000人以下的城鎮人口進行認證成為世界地質公園......,或許這是最小的地質公園。因為小的舉措,所以在世界地質公園裡變成什麼都有可能。
這個新聞反應了兩個意涵,第一、居民相當地歡迎「地質公園」這個地景保育制度,從進入國家級地質公園,接著七年的努力,到世界地質公園,似乎是城鎮市民「民之所願」。第二、在人口少的地區經濟發展,試圖接軌這個地質公園機制,呼應 Schumacher (1973) 所謂「小即是美」經濟,一種從下而上的地方經濟發展概念。某些程度上,根據我們的訪指出:「進入世界地質公園,旨在人口流失的偏鄉,期待著一個新的制度介入地區發展(於APGN展覽攤位訪談阿珀依地域振興官員,2015-09-19)」。
實際上,「阿珀依世界地質公園」這個區域,早就涵蓋「日高山脈襟裳國定公園(Hidaka-sanmyaku Erimo Quasi-National Park)」,為日本北海道東南側的國定公園,面積103,447公頃。範圍包括日高山脈、阿珀依山、以及山脈南端襟裳岬附近的海岸。在地景保育的進程中,1950年成立襟裳道立公園,1958年改為襟裳道立自然公園,並於1981年10月1日改設為國定公園(由縣政府管理)。在地居民並沒有極力將這個區域促成由國家管理的「國立公園」,而是爭取成為「地質公園」。果然,面積364.3平方公里的阿珀依山地質公園,在2008年成為「日本地質公園」成員,2015年如願成為「世界地質公園」一份子。
另一方面,我們將鏡頭轉向伊豆半島,同樣透過網際網路,在螢幕前緊盯著鳥取市「亞洲太平洋地質公園網絡山陰海岸研討會」的社區,有來自伊豆半島15個縣市町,居民聚集在一個又一個不同公民會堂裡。光在「伊豆之國市」,地質公園促進會約有300位市民與官員聚集,等候世界地質公園認證的宣布時刻。不過,從APGN研討會會場中18點40分開始宣布,市民盯著若大的螢幕,越來越多緊張和期待:「我要成為『世界的』伊豆半島。但是隨著19點03分,當所有的公佈完畢,在入選名單中沒有包括伊豆半島,會場被包裹在聲音嘆息沮喪和『為什麼!』」,讀賣新聞(2015a)指出:「市民對著螢幕若有所思的樣子,可以看得出來在地市民的失望」。
日本附近重疊有四大板塊,而伊豆半島位於菲律賓海板塊的北端。伊豆半島曾經是漂浮在南洋上的火山島(一部分為海底火山),而距今約60萬年前與本州相衝撞,形成了現在的形狀。伊豆半島地質公園區域範圍包含在熱海、伊東、下田、伊豆、伊豆之國、三島、沼津等七個城市和東伊豆、河津、南伊豆、松崎、西伊豆、函南町、長泉、和清水八個鎮,總面積2027平方公里。地方整備,緣自於2011年3月28日,靜岡縣伊豆地區13個市町、縣觀光協會等各類團體以及企業、本地大學等單位聯合設立了「伊豆半島地質公園推進協議會」,涵蓋面積1,550平方公里,人口約62萬人,後來再有2個市町加入。爭取於2012 年獲得日本地質公園協會的認定,然後力爭在2015年獲得世界地質公園協會的認定,為了這個目標,官民都在開展積極的活動。該協議會以「來自南方的火山贈禮」為主題,致力於推進實現伊豆半島地質公園。
如前所言,2015年這屆申請 GGN 的通過率45%,日本兩個申請GGN的地質公園,對於伊豆半島地質公園未通過「世界地質公園」認證,公園促進會審核認證機構的世界地質公園網絡指出原因,主要是相關文件繳交不足,並且應該在11月前提交更多文件。在申請失利之後,伊豆半島地質公園促進會表示:「不幸的是,我們要致力於下一屆的申請在以後的日子,我們要對齊、接觸詳細的補充材料」。兼任統理事會會長、伊豆市長菊地豐指出:「伊豆半島15個城市和城鎮認證,明年在一塊,準備為迎接伊豆作為全球認證是當之無愧的世界地質公園目標前進」(讀賣新聞,2015b)。伊豆在認證的重新申請中,申請促進會指出:「我們重新一一檢視提交補充材料,成為在大會正式方案的世界地質申請,讓 GGN 委員會一看就知道是專為這世界地質園的流程、方法所期望的工作」。在另一方面伊豆半島地質公園促進會通宵開會,會議中:「每個人都配備熱情和團結,我們要推動本地區的世界地質公園」;並且強調,「伊豆半島,是世界地質公園」(讀賣新聞,2015d)。
以上,除了看出伊豆半島在加入世界地質公園行列努力與渴望之外,同樣的,伊豆半島地質公園亦涵蓋有「富士箱根伊豆國立公園」。富士箱根伊豆國立公園由中央管理,面積陸域佔有121,695公頃,包括富士山、箱根及伊豆半島及諸島區域。
 
四、從國家公園到地質公園網絡
從Apoi 及伊豆地質公園及國家公園區域的例子,相對於這兩個有國家公園座落的區域,逐漸不再以國家公園作為行銷地區的制度工具;反而,對於(世界)地質公園設置無論官民都有極高的興趣。某些程度上,浮現一種我建議稱之為「以地景為基礎的社區經濟發展模式」:以地質公園為名,發展一種社區型、地方限定的社會、文化與經濟發展的議題,為了促進發展而學習並保護地景,是永續性的發展願景;在人文社會與地景環境互動權力景觀中,獲得更高的發展與保育的正當性(justification)。
在這個新制度「地質公園」受歡迎的同時,如同在日本不受重視的「國家公園」的制度,近幾年在臺灣的國家公園設立過程中,引發反對而諸多抗爭,例如,馬告國家公園(林益仁,2004)、台江國家公園(林朝成,2010)、蘭嶼國家公園(黃躍雯,1997)等,甚至馬告及蘭嶼國家公園的設立受到居民的抗議而破裂。爭議的徵結往往在於在地的原住民/社區發展的權益受到衝擊(王文誠、許嘉恩,2015;紀駿傑,2002;徐旭誠,2012)。

臺灣1971年所頒定的「國家公園法」作為制度,以管制活動來說,國家公園經營管理必須依照「國家公園法」與相關辦法規範,因此法令對於國家公園內原有的社會經濟影響與發展造成影響,包括有土地使用管制及產業活動限制,限制活動例如農牧漁獵活動、採集與招牌設置等。雖然,在最近一份調查中「環境保育」是導入國家公園時整體居民受訪者最重視的變項,弔詭的是,一方面居民又擔心國家公園的限制第一級產業之採集的政策,期望能夠進行一級產業的相關活動,一方面又不希望他們的後代從事相關的第一級產業(如,漁業)工作(王文誠、許嘉恩,2015)。雖然,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育在世代間的關注中,經由台灣發展國家公園30年的歷程中,獲得轉譯與認同;下一代的考量,反身地思考環境保護的重要性,進一步思考國家公園機制維護環境反而可以帶來的下代子孫就業/產業/經濟的轉型。所以,逐漸地普遍對國家公園保育方面的期待之外,居民自身利益或是各方政治生態抗爭局面,是地景保育導入時需要面對的課題。

臺灣於1984年成立第一座國家公園,至2015年共設有九座國家公園。歷經三十年國家公園制度與地方社會經濟的相互演變,原本由中央政府統籌、以「保育自然環境」為主要管理目標,因民眾表達意見的意識提升、地方政治的權力擴張、與地方經濟的發展需要,國家公園經營管理方針逐漸調整,朝向多元、彈性、與地方共管等因地制宜的管理模式(徐旭誠,2012)。

國家公園發展本質與功能,及其設置後對於地方社會與經濟可能的影響,首先,根據國家公園法(1972年制定、2010年修正)第一條指出:「為保護國家特有之自然風景、野生物及史蹟,並供國民之育樂及研究,特制定本法」。並於第八條第一款定義「國家公園:指為永續保育國家特殊景觀、生態系統,保存生物多樣性及文化多元性並供國民之育樂及研究,經主管機關依本法規定劃設之區域」。根據該法規的定義,國家公園之首要任務為「保育」功能、保護自然與人文環境資源;其次為透過這些資源提供「研究與教育」功能;三、為同時滿足生態保護與育樂需求的生態觀光,地方可以提供「解說」供給面的功能;四、為供應需求面之國民育樂之「遊憩」功能。

然而,這個政策制度的定義並沒有指出地方經濟發展的需求。所以,國家公園的「解說」供給,往往來自精密設計的解說中心、來自都會領域專精的菁英。供給「遊憩」功能的餐飲住宿,也往往來自財團興建的旅館或者連鎖餐廳。

第二、國家公園制度下的社會與經濟發展:國家公園的設立,除了保育自然與人文資源、提供研究與教育、環境生態解說及遊憩育樂的功能之外,也會影響並轉化當地社會與經濟活動。地方民眾的生活因而為國家公園的設置而重新定義,對過去自然空間所產生的特殊文化以保存與延續、或轉變;某些程度上,這種制度性的轉變是一種將每日生活去熟悉化的過程(Hall, 1992; Morley, 1998)。國家公園雖然不以追求最大經濟效益為目標,但為提升高品質及深度的遊憩體驗而提供相關服務,成為地方經濟發展及新型態的就業來源。國家公園的經濟活動可能會從第一級農漁業,轉化為生態旅遊提供者的第三級服務業。然而,這個轉化的過程,往往需要外來的專業菁英,或者通過國家考試的公務員從事經營管理的工作,社會關係將會因而改變,地方經濟也將可能有許多侷限(包括國家公園法的限制,如土地使用、與捕撈漁業等產業活動)與機會(如環境研究、住宿、導覽、解說、資訊、環境教育等生態旅遊的相關服務事業)。

爰此分析,國家公園系統以在地就高級旅館餐飲業者的覬覦、專家菁英及高考及格的公務體系中,不易容入原本當地的經濟發展與社區參與。所以,「以地景為基礎的社區經濟發展模式」之地質公園,或許是地方參與地景保育並經濟發展的一個可能性。特別是,2015年11月17日,UNESCO 組織的第38屆大會,195個成員國批准建立一個新標籤:「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地質公園 (UNESCO Global Geoparks)」。這表示 UNESCO 承認管理優秀地質遺跡和景觀,以整體方式的重要性。這使地質公園組織能夠更密切地反映地球科學在當今社會挑戰,並提供地質重要的基地的在網絡中的國際地位(UNESCO, 2015)。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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